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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里茶之路:晋商的茶叶斗争

2020-06-20 15:49分类:茶故事 阅读:

  1820年,西伯利亚总督波兰斯基对俄国商人说:“俄国需求我国丝织品的年代现已完毕了,棉花也差不多完毕了,剩余的是茶叶,茶叶,还是茶叶。”

  就在波兰斯基说出这句话的当年,茶叶的出口量现已占到了我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.3%,这一数字,在二十年后,被刷新到了94.4%。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,正是南起武夷山、北至恰克图、绵延万里,由数万商号、数十万晋商、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。

 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榜首支商队起,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,安稳的商业组织,固定的从业人员,长时刻、清晰、安稳的买卖商场和时刻,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……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。

  如果说“汇通天下”票号是晋商在金融范畴的一个高峰的话,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买卖范畴的全盛时期。茶叶买卖所带来的买卖结算问题,乃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范畴的探究。

  正如《茶叶之路》作者邓九刚所说,茶叶之路,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,东亚大陆上鼓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,尽管其拓荒时刻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,可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,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。

开路维艰

  据瑞典科学家卡尔·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《植物种志》中记载,茶树的开始学名定为Tea Sinensis,L.,“Sinensis”便是拉丁文“我国”的意思。世界上许多国家“茶”的读音,都是从我国转译而来。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我国树立的。

  前史上,我国的茶叶、茶种、制茶法和茶道文明向外传达,大体可分三路。

  一路为海路。听说,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、帛和土特产,包括茶叶,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。

  另一路为日本、朝鲜。我国的植茶、制茶、饮茶技艺和茶道精力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达。

最终一路为陆路。其间,北经蒙古传入俄国,西北经新疆区域通往中亚、西亚及东欧,前史上,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买卖分有东路、西路和中路。西路止于新疆,东路止于东北,而中路,便是承载着最大买卖量的万里茶路。

  据考证,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拓荒古茶路的起点。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、北上,经茶圣陆羽的故乡,再出襄樊,溯唐白河、唐河北到河南赊店。至此,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。

 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,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,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,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。少部分茶帮转洛阳,经西安、兰州,去往西北边远地方。

 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,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,北上泽州、长治。走出上党山区,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,进入晋商的家乡。在祁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,悉数改换畜力大车,经徐沟、太原、阳曲、忻州、原平,直抵代县黄花梁。此时,一部分沿“走西口”的通路,经雁门关、岱岳(山阴县)、右玉,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(呼和浩特);大部分经应县、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。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(现称乌兰巴托,蒙古国首都)和恰克图(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),完成对外买卖。

  事实上,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商场、茶叶之路的终点——恰克图的买卖史上,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买卖品类。当时贩卖粮食、铁器到蒙古、俄罗斯的晋商发现,关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,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商场空间巨大。于是,完成了必定资本和经历累积的晋商,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运营范畴,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买卖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。

  与粮食、铁器等商品比较,经万里茶路,贩卖茶叶,尽管获利丰盛,但关于商人的实力而言,却是一种检测。

  “运营茶叶路途遥远,需求树立一支完好的部队,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,这要求运营者必须实力雄厚,并不是一切商家都做得起来。”山西大学晋商研讨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。以山西常家为例,最早便是靠运营粮食发家,有了必定基础后开始进入茶叶生意。

  实力强,只是榜首道门槛,关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,能吃苦,也是必备的要素。从武夷山到恰克图,一条茶路走下来,即使万事顺畅,也至少需求一年的时刻。南方的汛期、北方的风沙、路途中的疾病、茶道上的匪患,无疑不检测着商人的精力和体魄。据从前走过茶路的老人回想,晋商贩茶,常常几里路不见人迹,米不粘牙,饿死、冻死都可能发生,是十分艰苦、心酸的进程,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、高雅。为了确保商旅安全,跟着茶路的日益老练,山西的镖局事务也随之鼓起。 关于晋商贩茶的赢利问题,学界上一向存在争议。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,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、包装、运输、人工成本等等,一般以为,可以保持200%-300%的赢利。

  “这是一个高赢利的生意,这也是晋商甘冒危险、离乡背井、南下购茶、北上贩茶的底子动力。”晋商研讨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。

“无茶”的茶商

 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,能在茶叶商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。

  在明清时期,晋、徽两大商帮同样依托长距离贩运、突破了区域边界。但是,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比较,晋商却身处自身并不产茶的山西。事实上,关于茶叶,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。

  成艳萍告诉记者,一般来说,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视点来解释和剖析一个区域的买卖结构,浅显而言,便是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。《山西外贸志》从前做过这样的研讨,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:矿藏类资源、药物类资源、畜产类资源、特产类资源。我国尽管是茶叶大国,但山西自身并不产茶,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,并不具备运营茶叶买卖的资质。

  但是,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,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买卖的前史上名列前茅。

  有研讨标明,在17世纪中叶,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“又苦又涩的树叶”,并不了解其提神、克食、有利于消化的功能,一向到乾隆二十年曾经,对俄买卖仍以丝绸为主,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。

  在刘建生看来,茶叶买卖逐渐鼓起,其背面是山西商人逐渐发现机遇,创造商场,引导消费的进程。

  “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,当发现了欧洲商场的特色后,他们开始有认识的引导消费。”刘建生说。

  蒙、俄区域多是肉食民族,三餐吃肉,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,而茶叶之中,红茶暖胃,绿茶帮助消化。我国商人发现并有认识的引导这一商场的消费,敏捷打开了茶叶在蒙、俄区域的销路,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,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。据记载,在当时,茶叶现已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,“不喝茶,不上工”,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。

  全盛时期的茶叶买卖,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。在成艳萍看来,山西商人可以抓住茶叶买卖的时机,主要依托其以需求为导向,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资源的能力。而且,在晋商对俄的茶叶买卖进程中,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,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出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,直到茶叶的出产、加工、包装和运输,完成了产供销一体化运营,已然从流转环节进入到出产环节。

  砖茶,是晋商为了适应流转需求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,也是茶叶买卖之中的一大发明,不光易于运输存放,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,写有“晋商监制”字样,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。

  据了解,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运营的“红梅牌砖茶”久负盛名,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,对方的收购名单上仍列有“红梅牌”的砖茶。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。

中俄茶战

  好景不长,晋商对茶叶买卖的独占终究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呈现动摇。

 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,跟着《中俄天津公约》、《中俄北京公约》、《中俄陆路互易商货章程》等不平等公约的陆续签定,俄国茶叶商人在我国具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。因为政府约束,晋商贩茶不能享用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,统算下来,需求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。最重要的,是俄商现已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,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终一个茶叶基地和商场堡垒——汉口。

 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,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。

  当时,俄国茶商现已将茶厂开到了汉口,到清末,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,在这场肉搏战中,晋商开始改变道路布局,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,缩减了运输成本,此外,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距离,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,从英国进口烘干机,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,扳回了一局。

  “打到俄国去”。同治六年,晋商程化鹏、余鹏云、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减少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现已衰败,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,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区域的控制与我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,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买卖的呈请。

  很快,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繁回来已然冷清的恰克图,在归化通司商会的一致调集下,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。 在很短的时刻里,我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呈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,这样的速度,超过了对手的幻想。据计算,在晋商踏出国门、将商路拓宽到俄国的榜首年里,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,到了第三年,每年向俄输出茶叶现已达到了20万担,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。

  事实上,在国务陵夷的清朝晚期,我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: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、对国内商场的牢固占领,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,使得晋商仍然操纵着必定的资源,在与俄商的不平等比赛中苦苦维持。但是,跟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我国,加之清政府的日益陵夷,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,终于走向了尾声。

  “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,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,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比赛。”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前史研讨所副所长高春平说。

  而后,赊销款的无果而终,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终一根稻草。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,为了扩大商场占有率,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,双方约定,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。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,加之缺少清政府支撑,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终究落败,给予了晋商沉重的冲击。依据高春平的计算,经此一役,晋商在恰克图买卖中一泻千里,大多数店肆关闭,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,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。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,当时17家华商,因此丢失白银达62万两,当时,晋商全体所遭受的丢失,可见一斑。

  “覆巢之下无完卵,输在弱国不在商。”高春平慨叹说。

  (特别感谢刘建生教授、高春平研究员接受采访并提供宝贵资料,文章内容主要参考文献包括李留澜、高春平主编的《晋商案例研究》、成艳萍、阎晶著《国际经济学视阈下的晋商茶叶贸易》) (张小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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